【边疆时空】周建新 | 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兼论跨国民族研究两大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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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国民族。著有《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和平跨居模式研究》《沿边而行》等。

摘 要：民族国家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城池，而是一个封而不闭的有限有序开放的社会；民族国家也不是孑孓独立的社会，而是彼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连通社会。民族国家的领土虽然是圈定的不可移动的，但民族国家的社会及其文化是流动的。当下世界所划分的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其实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核心而相对区分的。民族国家建构最初从区隔领土的实践出发，最后却深陷跨国社会连接的网络，使得国与国之间不是越来越封闭隔离，而是越来越连接紧密。全球化使得这种连接彰显着世界原本就是一个连续社会的本质，民族国家眼下的彼此分割只是为未来连续世界的整体性连接铺平道路而已。

关键词：民族国家  跨国民族  研究范式

在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人们依据各自研究视野的不同，将世界表述为四个层级，即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而四个层级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人们正是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作为参照坐标，从而划分出其他的层级。毫无疑问，人们既然能够划分出这四个层级，说明各层级之间是可以相互区隔的，是有明显的差异性的；同时，我们也毫不怀疑，各层级之间又是彼此联系的，是无法绝对分割的。现实的问题是，当下的人类社会似乎过于强调了区隔，特别是强调了民族国家的彼此区隔，而忽视了彼此联系的绝对性，从而导致了一些认识上的模糊甚至是错误。本文将主要以民族国家的视角，从“跨国民族”研究领域切入，展开对民族国家间跨国社会广泛联系事实的论述，进而提出“跨国民族”研究两大范式以就教于学界。

一、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

“‘世界主义社会民主’显然需要在各种层面上——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的治理进行激烈的竞争。”这里的“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四种表述概念，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带有地域性大小的物理空间的划分，但仔细分析却又不完全是以地域大小来衡量的。这种划分，排除全球意识，从地方、国家和地区看显然带有区隔分类的核心意涵，而这种分类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物理空间的大小之上，而是带有明显的社会分界和政治分层的意识。

笔者并未考证“地方”“国家”和“地区”这些用词出现的先后之分，但从区分的意义看，显然“国家”才是产生彼此区隔的坐标起点。即“国家”的出现，对应比较出了“地方”和“地区”，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概念，那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人类具有全球视野时才出现的，这至少是在公元1500年之后了。

这里所说的“地方”，一般指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历史或现实中特定的行政区划或者自然、经济、文化区域。

“国家”，如果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看，古代历史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各类国家，但从我们现实的四个分层看，毫无疑问这里的国家是指现实的所谓“民族国家”，即以民族的名义建构的“具有建立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共同经验的最广大的组织”。从绝对的物理空间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并不一定比另一个国家的“地方”大，但一定比“地方”的行政层级高。因此，从地域大小看，“国家”和“地方”“地区”并不完全具有可比性。

“地区”之所以比“国家”的层级高，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联合，或者几个“国家”之间形成的政治、地理、经济或文化区域。例如，“东南亚”“欧盟”都是我们所说的“地区”。虽然像中国这样的地域大国，从土地面积看，一个国家可能比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地域还要广大，但从现实的世界性国家体系架构看，这里的“地区”却是数个“国家”的联合，他们在联合国和一般国际舞台上的政治话语权上显然大过了单一“国家”，所以“地区”在表述层次上超越了“国家”层级。

“全球”自然是指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这里它只代表一种人类生存空间的全覆盖，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关怀，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意义，并不是要特别强调它实际代表的物理空间的大小。

以上四个层级的划分的确有物理空间范围大小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在民族国家体系架构下相互的区别，以及政治话语权大小的考虑。“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原本就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体系，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地方”“国家”“地区”都具有相对区隔和“封闭”的特征，其中“国家”是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生活的“小同社会”，而“全球”是人类追求的“大同社会”。

二、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

（一）从“封”到“闭”的国家治理追求

古代历史上，所谓“封”就是“画地为牢”。奴隶主、封建帝王通过“分封”将土地或封号分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或集团。这种分封显然主要是以土地分界的。尽管“在数千年前，人们都居于国家结构之外，生活在松散的帝国统治，或者各自为营的统治权力之下”。但纵观中外历史，人类建立过的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无论哪种，都在追求彼此形成土地的界线进而形成社会的界限。他们认为，通过“封”可以形成“闭”，而这种“闭”有利于独占利益和有效管理。这显然是一种社会治理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这种以“封闭”促进治理的手段，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被国际社会制度化了，并且逐步向“封闭”的顶峰迈进，即使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甚至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国家的“封闭”特征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之前，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除了彼此零星的互通有无自发流动外，真正大规模的接触往往是以战争、商贸、移民等形式实现的。当时跨越古代国家边界的行为都还相对自由，强者可以自由横行，完全处于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弱者也可以“离开国家，逃向蛮夷”，而国家却往往鞭长莫及。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特别是“一族一国”思想造就民族国家形成后，国与国之间通过划分国界，制定出了严格的领土和社会界限，确保将彼此分割开来。边界“将领土、人民及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区隔开来”。“有证据表明，作为标准和完全排他的政体，民族国家对于无国家的人群是充满敌意的。”因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构，使得边界成为了一道阻碍人口随意跨越的巨大屏障。

西方学者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分立世界（Discrete world）的形成。这是一种分隔原有社会联系的理念，其实践也的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分割效果。例如，在东南亚的历史上，老挝和泰国之间因为划湄公河而治，湄公河东边的人成为了法国殖民势力下的老挝人，而湄公河西面的人成为了泰国人。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得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从此被撕裂，彼此开始区隔甚至互不相认。虽然这其中的过程和原因非常复杂，但毫无疑问，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导致彼此从土地到人心分割的最主要原因。

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封闭”就是“去联系化”，就是要消除与原有社会的联系，以彰显“自我”的独立个性和与众不同。中亚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民族的名义建设新国家的历程，是我们当下观察民族国家建构的最好场域。中亚五国的独立建国，都面临着将过去的“地方”历史上升为“国家”历史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努力“去俄罗斯化”，另一方面也极力从自身的民族历史文化中寻找建构民族国家的有用素材。这种“去联系化”，其目的就是要建构“封闭”的自我，塑造独立个性的民族国家，这几乎是所有民族国家追求的方向。但无论建构者如何努力“去联系化”，他们发现的事实却是，绝对的“去联系化”根本无法做到。

（二）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

尽管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国家类型，都是以“封”和“闭”的手段为主，想办法独占土地和人民，但事实上，古代的“分封”没有阻断人类社会之间彼此的联系，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也没有完全阻断人们的跨国交往，反而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贸易加强了世界不同群体的联系。闭关锁国不是绝对的，国家边界就像一个没有扎紧的篱笆，到处都有跨越边界的现象存在。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看，历史上不同群体之间彼此的联系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不管这种联系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在中国西南边界一线，我们时时处处可以看到跨越边界的族群互动和商品流通。民族国家的边界只是相对于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更加严密了一些而已。这一点，我们在国与国之间的跨国民族社会看得尤为清楚。詹姆士·斯科特认为1945年之前的赞米亚地区，“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是存在的，之后，民族国家才“忙于把其权力伸展到最远的边界，将那些弱者或未被统治的区域清扫收编”。如果说那个时代，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地区还没有完全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建构，看到的是一个相互联通的世界，那么在当下，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交界地区早已在民族国家体系的严格管控之下，但边民跨越国界的互动依然盛行，甚至“在跨越边界的大量多种交易中，国家既不能参与其中也无法施加影响”。各种跨越国界的行为，生成和构建了“一种非军事、非政治的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和生活区域”。

地缘政治依据民族国家的地域方位，把国家看作相互分割的板块，但是从跨国民族族缘政治的视角看，国家之间的社会是相互联通的，各种真实的社会联系不仅穿透国家边界，而且把国家边界彼此紧密连接。缅甸罗兴亚人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缅甸与孟加拉国之间的跨国民族社会连接；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跨国民族天然联系；甚至9·11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跨国社会连接。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都是为了进一步完成彼此区隔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质上反而证明了彼此联系的无法割裂性。

从当下民族国家管理和治理的手段看，所有国家都是因情而治，管控与开放相结合。显然，绝对的封闭是不存在的，更何况现代国际社会条件下，一些国家在制度上允许并承认国民的双重、多重国籍身份。另外，跨国民族社会中思想观念的交换、血缘基因的漂移、数字网络的连接等等，使得人们可以轻易跨越国界，国与国之间的跨国互动更加频繁和紧密，时空距离被无限压缩，民族国家的封闭作用不断弱化。显然，整个人类社会以人的个体的形式或集聚的形式，存在着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点对点的单线社会联系，进而以数量增加和空间分布差异形成社会网络连接，同时也存在片状相邻紧密连缀的跨国民族社会连接，这才是真实的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

三、“跨国民族”研究的两大板块

民族国家的建构，从构想到实践都是一种分割封闭的路径，是一种与外界相区隔的理念。这种分割首先是在土地上的分割，即对占领土地领土化的过程；然后是对管辖人民的分割，即人民民族化的过程或者社会国民化的过程；最后是对人民思想意识的改造，即建构特定指向的国家认同的过程。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于国界圈定的不同群体进行人民的再造，其中文化和思想的塑造最为重要。但是，所谓民族国家的建构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表面上已经完成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领土划分，而多民族国家内部人民民族化的过程却十分艰难，甚至止步不前或者已经被事实证明走入了死胡同。因此，各自之间原有的跨国民族现象依然如故，同时各种各样的超越国家边界的新的“跨国”事实又不断涌现。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建构追求的是一种国民民族化的内聚过程，那么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跨国民族”现象就是一种各民族外溢的过程。一方面国家要极力维持既有的内聚，一方面又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无法制止国内各民族与外部的连接或者外溢现象。

根据对历史和现实相关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跨国民族”研究整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板块。

（一）以边界为核心区域的跨国民族研究

从世界历史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是人类社会世界性国家体系重构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国家界线没有被硬化，盈亏变化较大；在此之后，国家界线逐渐硬化、刚性、精确化。这里所说的“跨国民族”研究第一大板块，主要就是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由于边界的划定而出现的跨国民族及其问题。

这类研究，主要围绕国家边界的建构，描述和介绍各个国家内部跨越边界的同源族群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等等；分析和解读彼此跨国互动现象、规律、动因、心理等问题；聚焦彼此互动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和一般性社会问题；探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彼此合作、和平跨居等问题。

这一大板块主要是对历史既成事实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边疆社会文化“遗产”，例如殖民地的、帝国的边疆族群及其社会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殖民体系瓦解或帝国崩溃后新生的民族国家之间争夺边疆地区各种“遗产”的问题，也包括当下各个民族国家边界地区各族群发展问题，等等。这一大板块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边境、边界附近，多使用“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概念展开研究，是一种聚焦于边疆中心的小视野和传统视角。目前跨国民族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都是属于这一大板块。

（二）以远距离跨国移民为核心的问题研究

20世纪末兴起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的跨国移民现象，而全球化意味着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各种人和物的流动、信息和资本的流通、文化和观念的影响等等，各种挑战传统民族国家架构的现象不断涌现。由于高科技手段的一致性，不仅压缩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压缩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同时，各种跨越边界的恐怖主义、疾病、生物、气候、观念等等带来的问题，似乎都在挑战民族国家原有的权威、结构和边界。

在西方，欧盟的形成和不断扩展，将原有的民族国家边界变成了其内部边界，《申根协定》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领土结构。在东方，民族国家的边境地区虽然实行严格的管控，但面对全球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各个国家也被动或主动地实施有序有限的开放，东盟的建立就是在积极探索其内部国家间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的问题。

正是当下国与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宽松的边界管理政策，以及区域性共同体的形成，加之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全球交通，因此以全球分散迁移为特点的远距离移民成为了常态。这种新的开放、持续、循环和规模性的全球移民现象，使得移民远距离迁移之后在新的客居国与祖籍国的族群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跨国社会联通网络。这种全球化条件下的以民族国家国民远距离迁移散布于世界的现象，必然带来了新的跨国民族问题，它突出的特点是，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国家边界附近，而是聚焦于全体“国民”，进而是国民迁移形成了远距离“跨国民族”社会网络，甚至出现了双重、多重国籍的跨国社会问题。这种新的“跨国民族”现象使得民族国家边界模糊，这与民族国家力求“边界”清晰的愿望恰恰相反，“跨国社会”内部的各种诉求虽然不乏“远距民族主义”的表现，但更多的是个体权力在新的客居国的个人主张，一般不危害相关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

这一大板块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当下远距离全球移民的各种生活适应，以及移民跨国实践后的文化身份和国民身份自我定位等问题，主要以“跨国移民”“跨国公民”“跨国社会”等主题研究成果为主。

四、跨国民族研究的两大范式

跨国民族研究，虽然可以大致分为以上两大板块，但两大板块是相互联系的，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从研究的问题看，两者明显带有交叉和联系，历史和现实并没有完全割裂或分离。从问题导向看，过去主要以第一大板块的跨国民族问题研究为主，而现在出现了同时重视第二大板块问题研究的取向，甚至第二大板块有超越第一大板块的趋势。显然，跨国民族社会网络在形式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象征性疆域和领土性边界；在内容上，形成了一个新的跨越国界的社会领域。过去的跨国民族研究，一般局限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而现实的跨国民族研究，有意识地关注两个或多个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文化群体的跨国民族社会生活，它不仅仅局限于早期的微观的“跨界”“跨境”民族社会研究，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现代远距离宏观的“跨国”民族社会生活研究。“跨国民族”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框架，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一种视角、一种理论。如果说托马斯·库恩的所谓“范式”，就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参照系”“基本模式”或“基本结构”，那么“跨国民族”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研究范式。

（一）国家主义视角下的跨国民族研究范式

由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各方力量博弈无法兼顾或完全忽视各种复杂的族群历史文化因素，边界的划分往往是以国家强力的手段实现，跨国民族现象自然成为民族国家内部“合理”的存在。在国家主义视角下，“地方、国家、地区、全球”这四个层次中只有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而主权就是要强调民族国家与外界的区隔和分界。因此民族国家被假想为封闭的、纯洁的、自我的界线清晰的一个“地方”。边界被视为一条将不同文化和地域分开的界线，用政治边界划分文化边界，并且假定人民生活在文化孤立的、界线分明的国家内。因此，国家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根本不承认跨国社会的存在，国民的身份往往是一元的。

国家主义视角下的跨国民族研究范式，往往强调民族国家的边界、领土、主权，一般重视国家边界地区的跨国民族及其问题研究，强调边民的国民属性，强调国家边界是分割国家治权的分割线。在这种理论认识下，跨国民族概念虽然在文化层面得到承认，但在相关问题研究时，存在“有害论”和“有益论”两种观点。有害论者更多看到的是，经验上，“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几乎所有民族分离主义的活动都首先从跨界民族问题中反映出来。”因此，经常夸大跨国民族的潜在危害；有益论者更多看到的是，只要不在政治上产生诉求，“跨界民族的分隔部分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联系与往来，实属正常现象，是一种正效应活动。”显然，绝大多数跨国民族一般都能在既有的民族国家内部与其他民族和平共生，形成“和平跨居”的景象。

当“一族一国”实践无法将所谓的“一族”完全聚合在“一国”之内时，跨国民族的跨国联系反而成为了民族国家与外部联系的一种社会纽带，并且将隔离的国家用一种跨国的社会力量连接了起来，这是社会事实，但只要我们从民族国家立场出发，其研究理论都不会突破民族国家领土界限，只能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强调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疆界、人民权利，强调跨国民族内部分属的不同的国民身份。其特点是关注边疆、边境、边界地区，研究对象多为边界两侧的同一跨国文化群体，他们居住的地域相对稳定且跨国相连或相近，族群文化特征较为鲜明。前文梳理的第一大板块内容和新近提出的“边境人类学”研究，主要属于此研究范式，这类研究大多以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视角展开研究。

（二）跨国主义视角下的研究范式

20世纪90年代，格里克·席勒（Glick Schiller）主编《走向跨国视阈下的移民》出版，跨国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出现。这是一种有益的民族国家联通的视角，它把全球分隔的民族国家从社会和文化层面重新连接了起来。跨国实践、跨国社会空间和跨国认同是跨国主义的三大核心概念，连接、融通、共享、分担是跨国主义的思想主旨，它“抛弃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心范式，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研究族群和文化的跨国流动现象”。跨国主义承认跨国社会的存在，并且在政治上直面双重、多重国籍问题以及随之产生的跨国公民权利等问题。

这种新的跨国移民现象，虽然不再表现为整体性的以某一民族为主体的广泛迁移，但同样可以归入跨国民族问题研究范围，因为他们的民族属性并没有因为跨国迁移而彻底丧失，许多问题最终还是回归到种族、阶级和族群的传统论述。“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使这些流动人口能够继续保持为原有文化和社群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散居海外的群落，保持着跨国的共性。”虽然“有人有双重国籍，可以声称既是这一国人又是那一国人”，但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很难有双重的。移民原有的文化民族属性依然存在，同时移民后的国家政治民族属性似乎更为清晰和彰显，这里体现着民族国家对国民塑造的影响力。

全球移民所形成的持续而频繁的跨国移民社会实践，以及跨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结构等等，都是超国家社会和跨国家社会的现象，这对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原有特性构成普遍的挑战，但却能够在既有的民族国家领土、主权和人民三原则下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显然，跨国主义理论虽然完全突破了民族国家体系视角的局限，突破了民族国家主权领土界限，摆脱了地理上的领土空间的制约，冲破了民族国家的话语霸权，但它并不以破坏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为目的，而是乐见民族国家之间的联通与和平。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民族国家的区隔性被忽视，而民族国家的联通性或全球的整体性连接被突出。毫无疑问，当跨国主义成为联通民族国家之间的思想纽带，使得跨国移民成为联通民族国家之间的社会力量时，我们对于跨国民族的研究便摆脱国家主义的既有知识体系。

跨国主义的研究范式，往往具有更大的视野和全球的关怀，其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远距离跨国流动的移民群体，他们大分散小聚居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阶层差异较大，民族身份不一，国族属性时隐时现，“国籍观念趋于淡薄，他们成为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的人，或是成为世界公民。”前文所梳理的第二大板块的研究内容多属于此研究范式。

五、作为思想和方法的民族国家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地方”被看作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地方”的历史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被看作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人们往往将“地方”与“全球”对比，将两者看作是“多”与“一”的关系。对于“地方”的认识，也就是对于“全球”的认识，“全球”是由“地方”组合而成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地方”看作局部，将全球看作“整体”，那么“地方”“国家”“地区”都是“全球”的局部。我们还可以将“地方”看作“小”，将“全球”看作“大”，以区别微观与宏观的视野。

由于“地方”与“全球”的这种辩证关系，从方法论的视角看，研究“地方”的意义不言而喻，而作为地方的“民族国家”似乎是深究这种关系的关键。民族国家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分析的尺度和工具。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曾经以为世界是为我们无限延展，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当我们具有了全球的视野，在我们当下无法汲取地球之外的资源时，全球的关怀又让我们回归到了地方的关怀。地方精细化的管理有赖于国家的全面治理，而国家的治理多是依靠自我分立的民族国家独立运转。目前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巴黎气候协定期望的改善大气环境等等都是一种全球的关怀，而这些全球关怀的落脚点还是作为“地方”的民族国家。

过去，作为思想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观念，不如说是一部历史和信仰”，它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于联通世界的认识，并不遗余力地建构“封闭”的所谓的“一族一国”。今天，全球化正在消解“族国一家”的理念，未来的发展大势将是民族中心主义让位给国家中心主义，分立主义让位给联通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爱尔兰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地方），后来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在加入欧盟之后，它从民族国家又成为欧盟的“地方”。我们从这种“地方”“国家”“地区”演进的社会过程，看到世界从小社会向大社会演进的一般性规律。虽然我们讨论“全球”社会，依然要回到地方和国家的视角，但全球的视野绝不可或缺，因为只有将全人类连接了起来，所有的“地方”社会才能“互联互通”，“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够显现，“全球治理”才可能实施，我们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向往的人类“大同”世界才可能实现。

六、结束语

人类社会不同群体自建构各种古代国家和近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各自从圈定土地和人民开始，主要以“封闭”的形式相互区隔，彼此展开各种国家间斗争。这种国家间的斗争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走出的循环。但是，当时代来到了全球化的当下，在这种循环往复的斗争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的个人理性还是全体国民的整体理性都在不断增强，相应地反映在个人、民族、国家等各个层面，并超越地方、国家、地区认识，开始关注全球的共同利益，这种人类整体理性的上升使得人们对于未来更加乐观和期待。

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似乎全球是一个彼此分割的世界，但从各种跨国民族社会存在的现实看，世界完全是一个连续联通的社会。无论作为全球“地方”的“民族国家”如何努力，传统的以分割为主的治理手段，已经显现出向彼此连接的发展取向。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促进美好的生活”，至于这个世界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连续起来，而不为外部自然力所阻断，也不以内部排斥力所割裂，这正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

民族国家通过建构领土世界，用边界阻断外部的世界；而人的社会，又通过流动交流的方式，将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联通起来。无论是“地方”的传统力量，“民族国家”的所谓绝对权威，还是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现实，其实都无法阻断人类社会的连续性，这些力量不仅不能在空间维度的横向上阻断人类社会彼此的联系，也不能在历史维度的纵向上阻断彼此的联系，更不能在生命和文化维度上阻断彼此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的深层的联系。这就是我们生存世界的真相。

【注】文章原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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